作者：李景贤，中国外交官，曾担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

1953年9月，在斯大林逝世半年后，赫鲁晓夫就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克里姆林宫主政达11年之久。在否定斯大林模式方面，他是“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人”。毛泽东一直与其打交道，批驳他的时间居多，也有支持、妥协的一面。在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印象中，赫鲁晓夫更多留下了一个反面形象：搞修正主义，欲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反华不断，作风霸道，举止粗鲁。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目力所及的史料，参照往日的见闻，试图从稍微宽一点的视角，写一写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某一侧面了解一下赫鲁晓夫其人其事。

苏共二十大的是与非

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重申了斯大林的内外方针政策，但有一个显眼之处，那就是当年的“老近卫军”在苏共新的领导核心中大部分出局，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这些“新宠”取而代之。从此，苏联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晚上在斯大林的郊外别墅，由这位最高领导人在上述三人见证下拍板决定的。过了不到半年，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来不及留下任何政治遗言，谁当接班人，似乎是个未知数，给上述三名“新宠”留出争夺“大位”的空间。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斯大林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那种传统做法，就此被抛弃。对此，有西方媒体评价：斯大林一去世，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便拉开了序幕。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内务部部长贝利亚、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形成的“三驾马车”，联合执政了短短几个月。贝利亚很快就被赫鲁晓夫从肉体上消灭，马林科夫被发配到遥远的哈萨克斯坦，当上某水电站站长。斯大林去世后才半年，赫鲁晓夫就夺得克里姆林宫的“大位”，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对此，西方媒体评价，苏联这次宫廷政变，与任何这类政变一样，耗时并不长。

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是从清查20世纪30年代的镇压运动开始的。随后，苏共新领导对于运行多年的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反思和重新审视。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这次大会的实质，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力争摆脱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7个月后，中共召开了八大。世界上两个大国的共产党，不约而同地探讨社会主义在本国如何发展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等人本来是持肯定态度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辞时说：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称苏共二十大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他还说，苏共二十大“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显然，这些话并非言不由衷的敷衍之词。

问题并非出在苏共二十大本身，而是在于大会2月24日结束后，赫鲁晓夫把代表们留下，“关上门”作了一个《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但着重揭露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运动。毛泽东当时对这一报告的12字评价堪称精辟：“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是指揭露斯大林主政近30年的消极面。“捅了娄子”是指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公认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揭露与批判，苏共中央搞“突然袭击”：在党内、国内，没有打过任何招呼；在国际共运内部，也没有透露过一点儿风声。有人评价，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引爆一枚当量极大的原子弹，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运内部，都引发了极为严重的思想混乱，其直接后果是不久后发生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

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示好

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做了不少示好的事。

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苏联放弃了在中国东北、西北的特权，把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管理使用权交还给中国；撤销了几个由苏方控制的所谓合营公司。

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中，斯大林时期占了47个，其余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实施的。后一个时期的苏联援助量更大，面更宽，其中包括核研究方面。在黄迪菲（新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育人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回忆中，有个片断就相当感人。1957年12月20日，当P2型导弹及器材，用10节火车皮运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时，往迎的彭德怀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深情地对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不久前，笔者听有位核专家回忆起一件类似的往事。在苏联核专家首次开课仪式上，钱学森坦率而深情地说：在核研究方面，我们还是刚学步的孩子，同学们啊，你们一定得在苏联专家们搀扶下快快茁壮成长！

重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作用，遇到大事时，与其商量。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中，赫鲁晓夫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对波兰事件，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出兵镇压；对匈牙利事件，则以敌我矛盾解决，不惜动用武力。赫鲁晓夫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列入苏联高等院校的哲学必修教材。

让赫鲁晓夫特别感激的是，在其搞掉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撤销国防部部长朱可夫职务后不久，就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毛泽东耐心向波兰等国家的领导人做工作，竭力维护苏联“为首”的地位。赫鲁晓夫曾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意义。”所以，在1954年至1957年期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一个上升态势，双方都感到颇为满意。毛泽东曾说，中苏之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他还赞扬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勇敢”，说“搬掉了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

赫鲁晓夫做出以上种种举动，自有其内在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根基尚浅的他，自然得倚重在国际共运中声誉日益提高和分量日益加重的毛泽东。为此，他必须拿出一些硬邦邦的“真家伙”，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支持。

然而，赫鲁晓夫自感羽翼丰满时，就开始变脸，声称“要走自己的路”，骨子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就暴露出来，想要把中国牢牢拴在苏联的政治、军事、经济一体化的“战车”上。

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独领风骚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通常认为，此次会议是赫鲁晓夫倡议召开的，其实不然。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引发一场大震荡，苏共的威信急剧下降，赫鲁晓夫屡遭谴责。据知情人伍修权回忆，还在1956年底，毛泽东就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1957年1月29日，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奉毛泽东之命，特意求见铁托，面商召开上述会议事宜，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的意见。铁托原则上表示赞同。事前，周恩来从北京给时任中国驻南大使的伍修权打电话说，彭真与铁托会见时，请他用俄语翻译，可见中共高层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当时在国际共运中，除苏共、中共外，南共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小视。彭真从南斯拉夫返国途中，在莫斯科把中共与南共的上述商议结果告诉苏方。有鉴于此，底气已经不足的赫鲁晓夫只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令人意外地提出，拟议中的会议由中共方面筹备，并请毛泽东届时出面主持。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是坚持会议由苏共方面筹备，请赫鲁晓夫主持，并建议会议适时在莫斯科召开。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各国共产党会议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政治局确定与会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辅”，“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

1957年11月7日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日。六十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首脑们云集莫斯科参加庆典。在10多天时间里，首脑们多次一道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夜以继日地工作；首脑们之间还私下频繁接触。关于这次会议，可写的东西很多，但受篇幅所限，笔者只写两点。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

“波匈事件”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了。从已解密的苏联档案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当时也在考虑，在正式文件中，放弃使用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起领导作用的提法。不过，毛泽东仍坚持沿用原来的措辞。对此，赫鲁晓夫提出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国际共运中，赫鲁晓夫“管西”（即掌管欧美地区），毛泽东“管东”（即掌管亚洲地区）；社会主义阵营“以中苏两家为首”。对此，毛泽东并没有应允，称在“为首”问题上，“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笔者听毛泽东的俄语翻译阎明复说过这样一个情况。莫斯科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开会时，争论最多的是，应否保留“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这一原有措辞。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坚决反对再沿用下去。15日晚，与会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前往波兰统一工人党首脑哥穆尔卡住地，就这个问题与他交换意见。没有料到的是，哥穆尔卡的态度极为强硬，称如再坚持写这个“为首”，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就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说：我们要帮助赫鲁晓夫同志，把他当作兄弟，支持他。会见哥穆尔卡后，毛泽东又连夜约见赫鲁晓夫，转告哥穆尔卡对这一提法的意见。

听毛泽东另一位俄语翻译李越然说，对于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用意，赫鲁晓夫一直捉摸不透。李越然说，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一方面强调这个“为首”，说中国有句俗语，叫作“蛇无头不行”，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在经济上，现在还是个小国，没有当头的资格。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说，中国还有句俗话，叫作“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的；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当场随口频繁引用中国俗语，反复讲什么“当头不当头”，一会儿让我当，一会儿又说我似乎不够格，把我弄得满头雾水，不知所以然。

在毛泽东反复坚持下，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首脑签署的《莫斯科宣言》中，仍沿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这一原有措辞。

关于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多次引起全场震动。有人用“指点全球江山，不时语惊四座”形容这个讲话的非凡气势以及所引发的全场惊愕。

毛泽东一开头先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这一抽象命题，之后即用近现代国际上发生过的十件“超级”大事来进行具体论证，从中得出结论是：“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坐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越听越感到不得要领。

当毛泽东评论起苏共的内部斗争时，南共代表米丘诺维奇回忆道，“乔治大厅变得死一般寂静”。南共另一位代表卡德尔，当场给本党其他代表写了一张条子供传阅，上面写道：“俄国人与中国人在国际共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毛泽东在会上关于核战争的一番议论，再次使得“整个会场死沉沉地一片寂静”。在日后的中苏大论战中，赫鲁晓夫抓住毛泽东相关论述不放，说他拿全人类的性命开玩笑，在热核战争中即使死掉一半，他也在所不惜。这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相关论述的蓄意歪曲。其实，毛泽东当时只不过重复他说过多次的那些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待；对于核战争的后果，应当从最坏处着想。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外做了大量工作，施加了独特的影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评论称，“毛泽东这次在莫斯科独领风骚，他不是主人，但却是主角，令主人赫鲁晓夫黯然失色，甘拜下风”。

1985年秋，李越然作为学者访问苏联，笔者时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作为20年前就深受其教益的后生，有幸全程陪同他活动，有充裕时间与他交谈，听他介绍翻译生涯中种种趣闻轶事。其中，有两件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是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招待会上，粗中有细的赫鲁晓夫，几次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探听，谁是他未来的接班人。毛泽东指着站在不远处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低声说：请注意那个小个子。

二是有关上述会议的一些细节。有一次，笔者问李越然，毛泽东11月18日讲话为何会引起赫鲁晓夫和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不解甚至曲解？李越然回答道：“主席那天是即兴讲的，就像在内部谈话那样，讲的内容跳动性有时候比较大，又用了不少中国俗语、俚语，我虽然不是同声传译，但一段段转译也感到很吃力，翻译得自然不会太顺畅，以致赫鲁晓夫和许多与会者听到俄译文后，感到不好理解，甚至惊讶。”笔者又问：毛泽东讲话前是否向你透露过要点？李越然答：“没有，但主席告诉我，他不会在大会上照本宣科的，让我到时候仔细地听。”笔者还问：毛泽东讲了多长时间？李越然答：“个把钟头吧。”笔者最后问：毛泽东为何要即兴讲，而且讲了那么长时间？李越然答：“当时，苏共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在国际共运中，许多人又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怎么样，有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而我们主席他老人家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却如日中天。在1957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主席多次发言，不是都念稿子的，有时随口即来。不过，11月18日那篇著名发言，随意但并非随便讲的，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有感而发的。”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闹翻的导火索

1958年春夏，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两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认为赫鲁晓夫“旧病（指斯大林企图控制中共之‘病）复发”。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抵达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向毛泽东解释要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缘由。他辩称：苏方打算在中国南部设个长波电台，来指挥其在太平洋、印度洋执行任务的舰艇；为抵御美日威胁，两国宜建个联合舰队。毛泽东听后进一步感到，这是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之举。双方各执一词，谈得很僵。

听李越然说，除正式会谈外，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游泳池，躺在水面上与套着救生圈的“旱鸭子”赫鲁晓夫闲谈，显出亲密无间的样子。8月3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前，应毛泽东请求，同意发表会谈公报，高调显示中苏两家“团结一致”。他秘密而来，公开现身而去，并没觉察有何异常。8月23日，解放军的炮弹密集地落到金门，感到震惊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那位20天前密访北京的苏联“老大哥”，对此一直被蒙在鼓里，因而感到气恼。毛泽东则称，炮击金门乃中国内政，事先无需让“外人”知道。有史家评价，这是毛泽东使出的一个大谋略；赫鲁晓夫不久后与他闹翻，此乃一根导火索。此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对赫鲁晓夫一看二帮

1958年底，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从沉默转向公开影射讥讽，大大地刺激了毛泽东。1959年9月，苏方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声明，明显偏袒印方。苏联这个盟国，竟然站在与中国为敌的印度一方，这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10月初，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发表讲话，说什么不要企图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对毛泽东进行影射性指责。10月6日，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又影射攻击毛泽东为“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议会上再次影射毛泽东为托洛茨基。12月1日，他在匈牙利党代会上，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开始骄傲起来，声称这只会符合敌人的利益。

1959年12月4日，面对赫鲁晓夫这些影射性攻击言论，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形势与对策。会前，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写道：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就将完全破产。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根据这个讲话提纲，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

毛泽东还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行动、言论，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对于赫鲁晓夫，毛泽东当时主张一看二帮。

敲山震虎，间接还击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他是一只应该扔掉的“老套鞋”。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言论作出必要还击。

4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这样一来，这三篇大文章除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外，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没有直接提到赫鲁晓夫，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敲山震虎，实际上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指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毛泽东到了这个时候，对赫鲁晓夫依然没有完全否定。

借此机会，简略地提一下一件丑闻。1960年秋，在联合国的一次大会上，某国代表发言时，强烈抨击苏联在东欧的“帝国主义行径”。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发言反击时，愤怒地脱下一只皮鞋，用其猛击讲坛桌面以示抗议。这是一条特大新闻，它连同一张配图，顿时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后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内部和对外谈话中，曾多次挖苦这个粗鲁无礼的举动。像笔者这样七八十岁的老人，一直记得这件丑闻，觉得这是赫鲁晓夫留给世人的最大笑柄。

不过，50多年来，对这条消息及配图，质疑声一直不断。2014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档案馆展示了一份档案，说明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该馆馆长索罗金称，赫鲁晓夫“用鞋敲桌”那张照片“纯属伪造”，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只是脱下一只鞋子，将其高举以示不满，之后即放在讲坛桌面上，并没有用它进行敲击。不过，不管“用鞋敲桌”，还是“脱鞋高举”，在联合国大会那种庄重场合，对一个超级大国的首脑来说，也够荒唐粗野的了。

从围攻中国代表团到撤离苏联专家

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出半修正主义的评价后，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大。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他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老子党”行为。

当年秋天，彭真给北京十大学院的同学们作报告，讲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彭真讲的一句话至今仍刻在笔者脑子里：赫鲁晓夫这个人啊，一言以蔽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一次会议上，彭真听赫鲁晓夫发言时，气得双手直发抖，一旁的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哀兵必胜。彭真看后会意地点了点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在一次发言中，彭真借用“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怒斥赫鲁晓夫的霸道行径，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的指挥棒！还有一次，他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义正词严地吼道：我彭真这个人块头大，你赫鲁晓夫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奉陪到底！

赫鲁晓夫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不久，又决定终止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毛泽东对苏方此举的意图很清楚，这是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敢于同他公开叫板的一种报复。

对于赫鲁晓夫决定突然终止援华合同并撤回在华专家一事，笔者听一位知情的苏联朋友讲过其内幕情况。

当时，苏共最高层有些人对这一仓促举动深表忧虑，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极为严重，建议先派人去中国商谈。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照此办理。时任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被授权到北京与周恩来等人商谈此事。周恩来指出，苏方要在一两个月内终止合同，撤走专家，这来得过于突然，此事牵涉的面很广，中方短期内难以做到，希望苏方把期限放宽至两年。

阿尔希波夫回国后，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汇报，与会者听后都心情沉重，沉默不语，会场一片寂静。阿尔希波夫只好求见当时并不在场的赫鲁晓夫。两三天过后，赫鲁晓夫让其助理冷冷地回复称：“你在华期间就此事发回的密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和父名，尊称）都看过了，如无特别情况要补充，无需当面复述了。”阿尔希波夫一听就明白，赫鲁晓夫这是在发话：你就别再管闲事了。

11月，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事前，毛泽东提出：从整个中苏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看，中苏两党分歧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分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更坚固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多处影射攻击毛泽东，邓小平进行了反击。在讨论会议声明等文件时，中苏两党的代表屡屡唇枪舌剑，但最终还是达成修改意见，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

东欧四国党代会上的反华闹剧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与会。1963年初夏，伍修权向我们北京外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们，介绍了会上与赫鲁晓夫等苏共大员斗争的情景，记得他用“无理取闹，骇人听闻”八个字，来形容会场的恶劣气氛。在前两次党代会上，气氛相对好一些，与会的苏共领导人及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共虽进行攻击，但话说得比较隐晦。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带头攻击中共，诬蔑中共“企图把人类拖入热核战争”。20多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立即跟进，加入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反华大合唱。伍修权致辞时，嘘声、拍打桌子声、跺地板声连成一片，热闹得很，但他岿然不动，坚持把中央批准的讲话稿读完。伍修权诙谐地对同学们说，我刚才是让同学们见识一下，赫鲁晓夫嘴里的“兄弟党”究竟是个什么味道。

伍修权还给同学们讲了一段难忘的经历，称之为“最难下咽的一顿午宴”。捷共党代会结束后，其国际部部长设午宴招待他。宾主一坐下，就唇枪舌剑起来，从中午一直斗到下午，鏖战了整整五个小时。

东德党代会于1963年1月召开，赫鲁晓夫率团与会。没有料到的是，领头致辞的赫鲁晓夫却一反常态，摆出一副高姿态，提议不再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相互批评。赫鲁晓夫显然是下了个圈套，在攻击中共多年后，要封住我们的嘴。伍修权自然不能上这个当，在第二天会上致辞时，一字不差地宣读经中央批准的讲话稿。赫鲁晓夫故意不参加这次会，大概是怕听中共代表当面批驳他。伍修权在发言中，一说到反对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攻击其他党，会议主持人即摇铃要制止他发言，会场内嘘声、口哨声、拍打桌子声、跺地板声连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伍修权一直挺立着，泰然不动。等这一闹剧稍微消停一点儿，他就脱稿冷冷地高声说出这么一句：刚才，我领教过德国同志们的“文明”，你们这样做，我深表“赞赏”。伍修权讲到这里，得意地对同学们说：真没想到，这句顺口说出来的话，竟让喧闹好久的会场，顿时“哑”了下来，一片寂静。他又说，与会代表们大概因为我当时用“文明”二字讥讽，内心感觉受到刺痛。

评述赫鲁晓夫所导演的东欧四国党代会反华闹剧时，中国一报纸曾写出这么一句辛辣的话：“伍泰然”四闯“恶虎村”。笔者听了伍修权的报告后，感到这区区八个字，入木三分地再现出当年那场恶斗的情景。

短暂的和解

1960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困难之时，毛泽东决定缓和一下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目标是争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雨过天晴”，中苏两家重新团结起来。11月7日晚，毛泽东突然出现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中方本来告知苏联使馆主宾为周恩来），引起世界舆论瞩目，认为中苏重归于好指日可待。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当时推行得也并不怎么顺当。缓和一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双方可谓一拍即合。11月初，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苏联，受到了相当热情的接待，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全程陪同访问。在一次谈话中，刘少奇劝赫鲁晓夫：一切以中苏团结为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赫鲁晓夫表示赞同。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派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代表他当面向毛泽东表示祝贺，祝毛泽东“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并献上一只大型花篮。资料显示，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节骨眼”上，祝贺毛泽东生日有过两次，这是其中的一次。另一次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接任的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2月26日电贺毛泽东71岁生日。

毛泽东很看重赫鲁晓夫这份适逢其时的“厚礼”，对苏联大使说，在他生日时能收到“如此高贵”的祝贺，是他的“荣耀”，并请大使转达对赫鲁晓夫的谢意，祝他身体健康，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

毛泽东这一天心情特别好，在亲切气氛中，与苏联大使谈了将近三个小时，而且谈得很深，着重讲他“退居二线”一事。苏联大使代表赫鲁晓夫转达，希望毛泽东再次访问苏联，到外地多看看，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他很愉快地答应了下来，说“一定抽时间做这样一次访问”。写到这里，笔者想插上几句话。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毛泽东也就没有实现这一诺言。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1949年底至1950年初、1957年初冬两次出访，目的国都是苏联。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金日成、印尼的苏加诺等数十名外国领导人，都邀请过毛泽东往访，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都没能成行。

在上述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到要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退下来。他说，现在就等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让自己将来仅仅做一名政治局委员。他又说，关于这件事，还没有同党内任何一位同志谈过，甚至在座的杨尚昆也还不知道。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开玩笑说，你是得知我这个“阴谋”的第一人。苏联大使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们是不会同意您这个打算的！毛泽东说：那我就等着，直到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必要的时候，“多少年之后，他们会理解我的”。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阅读过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同两位重量级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契尔沃年科的不少谈话记录，觉得他这次与契尔沃年科谈话时心情之愉快，用语之风趣，时间之长，触及问题之深，气氛之亲切，实属罕见。谈话后，苏联大使立即给赫鲁晓夫发去一份汇报密电。他说：“谈话是在意料不到的极为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走出会见大厅，把我们一直送到小轿车旁。他一边热情地同我们告别，一边再次请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的衷心问候，对于苏联同志们对他生日的祝福，转达真诚的谢意。”

1961年元旦一过，赫鲁晓夫又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表示在研发米格-21歼击机方面，可以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过后不久，双方代表就此事进行了商谈。

在1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在党内要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对骂过我们的党，也要讲团结。他还说，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全会决定，对苏联采取缓和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在国内经济调整上来。几乎同时，苏共也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对中共采取加强友好的方针，给中国继续提供物资技术援助，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沟通，协商一致采取行动。

2月27日，契尔沃年科面见刘少奇，转交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苏方准备借给中方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蔗糖。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食糖，在当时不少中国人处于挨饿的情况下，无异于雪中送炭。这是赫鲁晓夫为中苏和解所作出的第三个不同寻常的举动。

半个世纪后回过头来看这段中苏和解历程，有两方面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共运单一权威，即苏共独家称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苏共与中共的“双雄会”日趋显现，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这种新形势。二是这种和解是基于两国各自的内部需要，因而只是意识形态分歧的淡化，中苏两党争斗过程中的某种妥协，所以注定是脆弱的、短暂的。

中苏和解的大逆转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举行。此前，7月21日，苏共新纲领草案在《真理报》上公布。7月14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前一周把该草案交给了彭真。听中央办公厅原翻译组组长阎明复说，这份草案原文加上汉译文，几乎有一本书那么厚。翻译组人员迅速把苏方汉译文加以修改后，交给了中办主任杨尚昆，他请人打印成大字本，即送毛泽东等人参阅。

这份苏共新纲领草案虽然十分冗长，但其实质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三和”“两全”，即赫鲁晓夫对外要搞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对内要搞全民国家、全民党。毛泽东据此认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了。

此时，中国经济上的困难依然很多、很大，国民经济调整期刚刚开始。对于苏共二十二大，毛泽东决定采取搁置争执、迂回应对的方针，派周恩来率团与会。周恩来在会上致辞时，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总结报告中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事，作出明确的、但留有余地的反应。他严正指出，这种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但避免与赫鲁晓夫发生正面冲突，不过赫鲁晓夫仍然听得“面红耳赤，表情沉重”。

周恩来发言后，与会的苏共代表和一些外国党的领导人发言时，对中共的指责声一直不断，毛泽东遂指示周恩来提前回国。10月24日，毛泽东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对此，外电评称，这是毛泽东对苏共二十二大不满的一次含蓄性示威。到机场迎接的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科夫，也捕捉到毛泽东此举浓烈的政治色彩。一回到使馆，他就向莫斯科报告自己在机场的观察结果与感受，认为毛泽东此举有着一种“特殊政治含义”。

由此看来，延续已一年的中苏和解，有突然中断之虞。不过，从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此后频繁来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双方都不希望把关系闹僵，要保持一种表面上的团结。不过，好景不长。1962年春夏之交，在“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中苏边界西段，突发了“伊塔事件”，苏方挑动6万多新疆边民大规模越界逃往苏联。对此，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作出激烈反应。中苏和解进程遂告夭折。

在9月下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称之为国际共运当时的主要危险。

1963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写的《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那时，笔者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翻译班进修。学校领导组织全体学生学习毛泽东的这两篇诗词。我们班的同学们读到“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几句时，再次感到毛泽东诗词的气势与豪迈，但并不了解字里行间暗藏着的真意。有一次，学校政治辅导员到班里辅导时，问我们这几句诗的含义，大家都说不出来。他引导说，“虎豹”“熊罴”“害人虫”在诗中用作转义，专指某一国家，并让我们猜一猜。全场沉寂了好久后，才有一位同学答道：美帝！辅导员摇了摇头，在黑板上写出一个大大的“熊”字，让我们再猜，大家还是不得要领。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名同学胆怯地说：应该不是苏联吧，不过，熊，不是那个北极熊吗？辅导员高兴地肯定说：很对，是北极熊———苏联！还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坏透了，毛主席要同他斗，坚决地斗下去。大多数同学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多少年来，在同学们，乃至全国百姓心目中，美帝一直是我们的敌人，而苏联则是我们的“老大哥”，同他斗，还要坚决斗，这怎么会呢？当时，中苏关系都坏到这种地步了，同学们却一无所知。

6月，中共和苏共就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公开展开大辩论。7月，邓小平与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在莫斯科进行面对面论战，唇枪舌剑，惊心动魄。之后，苏共中央发表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指名批判。此后，苏联报刊批判中共的东西铺天盖地，据不完全统计，仅1963年下半年，就有上千篇。

是年夏秋之交，毛泽东下令对苏共公开信进行反击。9月6日至12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两家编辑部联名连续发表六篇重头文章，评论苏共中央上述公开信，批驳苏共的理论观点和内外政策，也回敬了某些外国共产党对中共的批评。中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加以配合。上述六篇文章发表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6点半的新闻节目中播出。我们外语学院的同学们坐在各个大教室、大食堂收听，不是由夏青播，就是由齐越播，一播就是个把小时。他们都是王牌播音员，播得气势非凡，同学们越听越来劲儿。

1964年初，毛泽东提出，对穷寇要猛追，但对其他兄弟党往日对我党的攻击，可以既往不咎。他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2月4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两家编辑部，又联名发表三篇重磅文章，集中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8月，毛泽东预计赫鲁晓夫的政治寿命将尽了，指示要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泽东原本要“十批赫修”的，但10月14日，赫鲁晓夫就下台了。中共总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赫鲁晓夫下台后，《红旗》杂志专门发表社论，标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剖析其下台的原因，有人称之为“九评”的续篇，并说，毛泽东的“十评赫修”任务，最终得以完成。

笔者曾在《党史博览》2013年第9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大跃进”运动中的苏联因素》，从中国发动“大跃进”的角度，探讨中苏关系恶化的前因后果。为了保持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的叙述完整性，有关内容请参考该文章。

赫鲁晓夫下台偶然中的必然

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称有要事向中共中央通报。中办主任杨尚昆便请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出面接待。这次会见便在伍修权家客厅里举行。契尔沃年科奉苏共中央之命，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中央召开了全会，满足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两个职务的请求；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契尔沃年科通报完后看了看手表，有点得意地说：“现在是11点57分，提前三分钟完成莫斯科交给的任务。”

从苏联解密档案可以看出，苏共强势人物苏斯洛夫是这次“倒赫政变”的始作俑者。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党政职务的全会上，列举出其一大堆问题：自认为有权垄断真理，把胜利成果记在自己一个人功劳簿上，独断专行，大搞个人迷信，鲁莽易怒，在国际共运中喜欢以教师爷的面貌出现……他指出，这些虽是领导作风、工作方法问题，但已构成对领导全党全国工作的严重障碍。不过，苏斯洛夫强调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赫鲁晓夫请辞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职，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消息。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部以通栏大标题刊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同时发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贺电全文。

先是赫鲁晓夫下台（10月14日），后是中国原子弹爆炸（10月16日），这应该是一种巧合，但偶然中含有某种必然。当时在中国民间，流传过这样两种版本的评论：赫鲁晓夫是“让毛主席给批下去的”；赫鲁晓夫是“让中国原子弹给打下来的”。从上述两件事的日期顺序看，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但因发生在几乎同一时间节点上，不失为一种民间幽默。

如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中共和苏共公开进行了“真假马列”大论战，双方都引经据典，中共给苏共扣上“修正主义”帽子，苏共则给中共贴上“教条主义”标签。后来，苏共招架不住，要求“停战”，毛泽东对路过北京的柯西金说，中苏争论要继续下去，争一万年。柯西金说，这样太久了。毛泽东冷冷地回了这么一句：看在你的面上，减他一千年。越南、蒙古、罗马尼亚等友党领导人也出来“劝架”，恳求毛泽东、赫鲁晓夫两人停止公开论战。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多次向毛泽东面谏，甚至在遗嘱中，对中苏两党的“不和”仍念念不忘，称对此表示“痛心”。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说：苏共、中共两家论战，就像父亲、母亲吵架一样，蒙古共产党人感到伤心得很！罗马尼亚派出几位重量级领导人来京，一连数日苦苦相劝，毛泽东硬是不允，对罗马尼亚代表们的“顽强”表现，流露出某种不悦。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苏方连篇累牍地发表那么多反华文章，而我们才发表了几篇回敬性文章。

毛泽东决定“重拳出击”赫鲁晓夫，显然出自一种大的战略考量。1964年夏，笔者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时，有一次听领导私下议论说：“赫鲁晓夫兔子尾巴长不了啦，主席预言他很快就要下台，指示要集中力量整垮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部分答应毛泽东的请求，帮助中国研发核武器。他深知，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必须拿出一些像研发核武器这样硬邦邦的“真家伙”来。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便收回成命，使中国的核研究陷于困难局面。不过，毛泽东认为，这是坏事变好事，要自力更生，尽快爆出一颗原子弹来。陈毅更是怒不可遏，吼道：我们中国人即使没有裤子穿，也要弄出颗原子弹来！从赫鲁晓夫1960年撕毁中苏核协定，进而于8月23日从中国撤回全部核专家，到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不过四年多一点时间。对赫鲁晓夫来说，中国核爆炸是意料中的事。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六天，即1964年10月10日，他对访苏的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说：中国完全有能力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因为苏联帮中国掌握了核技术。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与赫鲁晓夫下台，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偶然中深藏着某种必然。这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撤核”的回敬，可谓一次“在政治上的送瘟神”。

赫鲁晓夫的十二大罪状

1964年，为了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策动向，毛泽东特意派周恩来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进行了多次会谈。有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第四号人物米高扬插话称，在对华政策方面，苏共中央与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差别”。对此，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向勃列日涅夫严正指出，苏共新领导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态度则不同，在送周恩来回国前往机场的车上，声音低沉而明确地说：那个“没有差别”啊，是不可能的！

作为外交部翻译处的一名新兵，笔者参加了《红旗》杂志上述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翻译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外国专家局、中央编译局、外交部一批俄语干部，奉调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从社论初稿出来那天起，便被“封闭”在北京西城区的华北饭店。社论定稿时，已经是第九稿了。我们夜以继日地从第一稿翻到第九稿。俄语定稿组集中了一大批精英，记得有何长谦、林利、杨蕴华、欧阳菲、李越然、阎明复、方祖安等。德高望重的何长谦不长住饭店，时不时地去敲定俄文译法。

笔者一有空就到定稿组“旁听”，翻译们往往为一个语句译法，争得面红耳赤。在第六稿中，写作班子的大秀才们想出这么一个形象比喻：赫鲁晓夫推那辆修正主义破车多年，推得东倒西歪的，结果让他把车翻到沟里去了。这句话如何译得“味道十足”，翻译们争论了好久。对于社论中引用的毛泽东创造的新词“赫鲁晓夫主义”的译法，翻译们有两派意见：хрущёвизм，хрущёвщина。争论了好久，互不相让。究竟用何种译法，最后由何长谦裁定。他说，用“изм”（“主义”之意，相当于英语的“ism”）嘛，是否太抬举他赫鲁晓夫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主义”，才能用“изм”的，这里明显有褒的色彩。他又说，对于赫鲁晓夫，这个“主义”啊，俄语用“щина”才好。他说，记得俄罗斯著名作家冈察洛夫有部代表作，之后便考笔者：什么名字来着？笔者答：《奥勃洛莫夫》。他点头称许后又问：俄罗斯大评论家别林斯基勾勒此人特征时，创造了个什么词？笔者答不上来，但在场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обломовщина。何长谦说，是这样的，“щина”明显有贬的色彩，这个俄文词描绘出俄罗斯地主的慵懒。

社论由“批修班子”撰写，彭真、康生负总责，最后稿子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审核后，送毛泽东审定。社论称赫鲁晓夫做尽了一切坏事，将其罪状归纳为十二条：一是反对斯大林。二是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三是企图阻止中国拥有核力量。四是要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走“议会道路”。五是破坏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六是替铁托集团翻案。七是把阿尔巴尼亚视作仇敌。八是诬蔑、攻击毛泽东。九是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十是对其他共产党搞破坏活动。十一是以老子党自居。十二是搞修正主义。

《红旗》社论列举赫鲁晓夫十二大罪状后，笔锋一转，写道：“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显然易见，这番话有其强烈针对性，是对苏共新领导声称与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没有一丝一毫差别”之说的否定式回应。当笔者在翻译中看到中文定稿本这段话时，有一种预感，我们与苏共新领导的原则分歧难以消弭，中苏之间的争斗还会继续下去。“文革”开始后，中苏两国便彻底决裂，政治上、军事上陷入对抗达10多年之久。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

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与责任

对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与责任，许多人都有过分析。

毛泽东的分析

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在1964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时，说过这样的话：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

毛泽东又说：赫鲁晓夫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

毛泽东还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

邓小平的分析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内部谈话以及与外宾交谈时，曾多次提及中方在中苏论战中的责任。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来作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来纠正。在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党客人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邓小平还胸怀坦荡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论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我们反对人家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其他人的分析

江泽民在主持一次座谈会时，提出中苏关系恶化责任这样一个大问题。与会者大多为国内顶级经济学家，笔者作为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也参加了。大家一致认为，双方都有责任：苏方“老子党”行径根深蒂固，而中方“批修”，显然批错了。因为这次座谈会主要是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与会者也就没有深谈这个问题。

2000年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笔者（时任驻乌大使）曾向他请教过，如何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他说：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他还告诉笔者，社科院曾组织过两次座谈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让笔者回国后找座谈会纪要看看。这个纪要很长，但可用一句话概括：在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主要责任在苏方；在引发中苏大论战方面，主要责任在中方。

对于中苏大论战乃至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与后果，就苏方而言，笔者见到过一些苏联、俄罗斯政界人士、专家学者的分析，总的感觉是，虽不乏偏颇之词，但还算比较客观。原苏联驻中国经济总顾问、曾任苏联第一副总理的阿尔希波夫分析得颇为贴切。1989年初，他根据当年5月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牵头起草了有关问题的三份报告，现将其要点摘录于后：

在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基本上是出于苏方的主动。我们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效果，低估中方抗拒施压的能力。客观地讲，在最初阶段，中共表现出相当大的克制，随后则进行反抗，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尖锐。在宣传手段和外交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们便运用经济和军事杠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即使在同中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上，苏联的方针和立场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证明，我方使用的方式方法，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因而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这种方法，不仅给中国，首先是给苏联本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苏联领导在对华的关系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盟国，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方和日本。

在以上论述中，承担责任的主体虽多为“我们”“我方”“苏联”，但明显可以看出，实际上指的是赫鲁晓夫。

如前所述，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也指责过赫鲁晓夫，说他“在国际共运中喜欢以教师爷的面貌出现”，这主要是就中苏论战而说的。

谈到苏联时期的消极面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要摒弃苏联历史上某个时期。当时，我们试图领导世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成为领袖，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那时，我们想把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认为这是个错误，虽然犯错误的不仅苏联一个国家，但是苏联的错误最明显，最具代表性。”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当年的中苏对立、对抗而讲的。作为一个从事苏联、俄罗斯方向工作将近40年的人，笔者觉得普京说得既中肯，又有分寸；既言明苏联应该负主要责任，也指出其他国家并非没有问题。

中苏两国经历了将近10年的友好后，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在赫鲁晓夫执政中期，其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到了晚期便开始恶化，再到勃列日涅夫执政中期达到严重恶化的地步。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逐渐回暖。到了1989年春，由于邓小平以及苏联多位领导人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如上所述，中苏双方都理性分析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诚恳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深刻吸取个中教训，这是一笔无形的巨大政治财富，为日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中俄关系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最好时期：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